1949年，西北战场硝烟弥漫，国民党第120军军长周嘉彬，手握重兵却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决定——既不起义投诚，也不死战到底，而是悄悄遣散部队，放了17名地下党，带着两箱书籍，孤身远逃香港。
周嘉彬，字尚文，1900年生于云南昆明，七岁丧父，靠着一个年长七岁的姑姑拉扯长大，在昆明成德中学半工半读才把书念完。
1919年考入云南讲武堂，次年辗转借来路费赴广州，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。毕业后担任黄埔第五期上尉区队长，继而成为入伍生总队长张治中的少校副官。
这段副官经历，让他得以近距离观察张治中的处事方式，也让两人之间建立起一种超过普通上下级的信任关系。
1934年，周嘉彬以专业背景获得保送，赴德国柏林陆军大学深造，系统学习德式军事理论，一待就是五年。回国后历任中央军校第六分校少将副主任、西安警备司令等职。
1940年6月6日，他与张治中长女张素我在重庆嘉陵宾馆完婚，张治中亲自主持茶话会，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代表出席，场面颇为隆重。
这桩婚事，让周嘉彬与国民党高层的关联更加牢固，也让他和中共统战系统之间，悄悄搭起了一条细线。
1944年，周嘉彬出任第三十六军暂编第52师师长，同时兼任兰州警备司令，主持西北后方防务。
彼时日军对西北地区的渗透威胁始终未消，兰州作为连通甘、青、宁、新四省的交通枢纽，战略价值极重，出不得半点差错。
周嘉彬利用留德所学的军事地形知识，在这段时间里稳住了后方局面。1945年6月，他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，此后陆续升至第八十军副军长，再到驻天水的第一百二十军军长。
1949年9月，兰州战役已经打完，马步芳父子携大批黄金出逃，西北大局已定。原西北行政副长官刘任奉蒋介石手谕，把周嘉彬从甘肃酒泉用专机急召到重庆。
蒋介石亲自接见，开口就问了三件事：文白先生（张治中）近况如何？新疆陶峙岳那边是什么情况？你的部队还有战斗力吗？
周嘉彬一一回答：半年没与张将军联系，消息全无；陶峙岳情况我不清楚；部队需要休整。话音刚落，蒋介石拍了桌子。
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上前把周嘉彬拉到一旁，示意他随行赴广州。周嘉彬借口先去成都探望家眷，脱身走人。
当夜赶回成都，发现俞济时早已安排人在家附近盯梢。周嘉彬没有多想，立即托教会朋友购得六张机票，让妻子张素我带家眷先行飞往香港，自己则折返重庆，带着卫士黄利元绕道飞往海南岛三亚。
三亚没有直飞香港的航班，入境许可证也没有。
好在他当年在军校带过的学生耿团长，时任保卫三亚飞机厂的团长，帮他搞到一份经香港加油飞台湾的票和证件。
飞机落地香港，张素我已经在出口等着，周嘉彬拎着行李大步走出，警察没有拦人，全家就这么在九龙塘团聚了。
郑板桥这两句话，形容的是一个人在困境里保住那口气，不依附，不崩溃。
周嘉彬在香港的日子，大体就是这个状态——租住小楼，拒绝一切旧部聚会，把蒋介石许诺的"次长之位虚左以待"的电报悄悄搁下，每天翻译德文军事教材，偶尔翻开岳父张治中批注过的那册《曾国藩家书》，冷眼等着时局走向。
有人说他懦弱，有人说他精明，周嘉彬大概都懒得解释。
1950年，妻子张素我带来了北平的消息，张治中通过组织传来口信，劝他放下顾虑，回来。周嘉彬沉默了几天，提着那两箱书，买了一张开往广州的客轮船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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